十一月七日«La Croix International»登了一篇Arnaud Join-Lambert的文章。
他列出五個理由，解釋方濟各為什麼這樣做，字裡行間見他是站在方濟各一邊，但他的五個解釋，也正肯定我的看法。
(１) 藉所有大會的文件及這三年的工作，教宗一直在「指出」Synodality（共議同行）是教會必有的特點，不必再多講。
(２) 在教宗的領導下Synodality本是一個關於管治教會的神學原則「發展成」一個活出這管治的生活方式，一個「共議同行」的風格。
(３) 教宗在認同大會最後結論前三天，頒布了«Dilexit nos» 通諭談耶穌聖心的愛。這不是最好的方法勸諭大家生活出Synodality，不需再寫一份勸諭了？
(４) 一個大會有三個幅度：1.大會的經驗，2.產生的文件，3.具體的執行。教宗不寫會議後勸諭，是要我們立即開始執行大會的結論。從此在教會內無論什麼權威都要按「會議結論」指示的風格執行，而且也要許諾按「會議結論」指示的方向作出具體的「改革」，大家再不該延遲了，現在是Synodality時代了。
(５) 方濟各的做法也可能是要我們採取一個「按環境的處事方式」。在他關於怎麼做神學工作的«Motu Proprio»文件“Ad theologiam promovendam”裡，他說神學該用歸納法，一個「普遍有效」的理論是死胡同製造很多問題。不寫一份勸諭是示意地方教會發揮自己，具體執行Synodality的方式來適應事實。在「大會總結」裡不是說「每洲會議」也可以是一個有關的創新？真正的革新能改變事實，貼近地方的處境。Synodality的未來不再跟一份通諭，而是
按大洲、國家、教區的處境去接受「大會總結」，不再等教宗（指示），大家要一起Synodally行動。
兄弟姊妹們，你們不害怕嗎？
11月13日